政治与哲学

• 从《周易》看中华美学精神的源起

  肖朗;

  被称为百经之首的《周易》,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美感的民族,审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居非常重要的地位。《周易》虽然本身不是一部美学著作,但是为美学的发生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奠定了极具民族特色的中华美学思想格局。《周易》天人合一的和谐美学论,阴阳交合的生命美学论,立象尽意的意象美学论,都是中华美学精神的主干和精髓所在。当下弘扬和发展中华美学精神需要回到源头,通过寻找和阐释传统美学的根基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

  2017年05期 v.19;No.113 3-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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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事情本身:认识可能性问题的解决

  傅志伟;赵阳;

  在由描述现象学转向先验现象学的过程中,胡塞尔的思考中心进入到认识的可能性问题,并试图解决它。他接过笛卡尔"我思"中的"直接自证性",并将它扩大到思维的各种认知行为,从而获得一个可靠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明晰了内在与超越这一对认识论问题中的核心概念。在做好这些准备之后,胡塞尔通过说明在内时间意识之中,我们的意识活动是如何通过统摄感觉材料来形成认识对象而实现认识的内在超越;又是如何通过意义充实来实现认识的外在超越,从而为人的认识是如何可能这一问题提供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2017年05期 v.19;No.113 9-1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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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论坛

• 法家先驱邓析之死考辩

  贾辰阳;

  杀邓析者何人?驷歂抑或子产,历来争论不止。《左传》记载邓析为驷歂所杀,而《吕氏春秋》《说苑》等文献明确指出子产杀邓析。从文献考证、史实辨析和文字训诂三个角度来澄清这一争论,可得出结论:子产与驷歂并非一人,"杀"邓析者是驷歂,而"诛"邓析者是子产。"诛"并非"杀",争论的出现正是因为混淆了这两个字的意义。其次是邓析因何被杀的问题。有论者认为,邓析是摇唇鼓舌、淆乱是非以谋私利的"讼棍"。事实上,司法与礼法、个人与权威以及逻辑推理与取譬思维之间的冲突,才是邓析被杀的深层原因。法家和名家通常被礼乐文化目为小人,而邓析兼有名家、法家的双重身份,必然为主流社会所不容。

  2017年05期 v.19;No.113 17-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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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约主义与死刑

  王珀;

  契约主义死刑观有着悠久的思想史传统——从最早的苏格拉底到近代启蒙哲学家。首先梳理历史上围绕死刑的几个主要的契约主义论证,发现古典契约论者在死刑存废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究其根源有三:自然状态的不确定性、立约者的人格差异性和自利假设。与基于自利的契约主义不同,罗尔斯式契约主义的基础是公平的互惠合作,再加上无知之幕的设置,因此可以克服上述困难。通过运用罗尔斯式契约主义的分析方法,可以推出,无知之幕背后的立约者将理性地反对死刑。但是这种契约主义刑罚理论无法适用于非立约者的情形——即所谓的"非合作者问题"。

  2017年05期 v.19;No.113 29-3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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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卡诈骗罪中“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教义学阐释

  胡江;

  《刑法》第196条所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是指行为人假冒合法持卡人的名义使用信用卡(含借记卡)的行为。其中的"信用卡"仅限于他人真实有效的信用卡,而不包括他人已经作废的信用卡。基于ATM机等机器的工作原理可知,机器在银行卡业务中实际上处于辅助者的地位,它反映并执行银行的意志,其本身虽然不能被骗,但行为人能够通过机器实现对银行工作人员的欺骗。对于"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不应限定为仅对自然人使用,而应该包括对ATM机等机器使用。对于侵占、抢劫、抢夺、敲诈勒索他人信用卡后又使用的情形,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断原则,以其中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行为人采用诈骗的方式取得他人信用卡,并采用诈骗的方式取得合法持卡人的同意或者授权,进而使用该信用卡的,其实质仍属于违背合法持卡人意志的"冒用"行为,应当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

  2017年05期 v.19;No.113 38-4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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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席审判中事实查明制度的问题检视与完善路径

  卢桂;

  在缺席审判中查明事实时,为了取得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的平衡,法院应综合法理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举证时效原则。在缺席方因怠于行使权利而依法承受不利时,也应该注意对其实体权利的保护;在此基础上区分被告未完全应诉的证据审查、被告完全未应诉的证据审查、证据失权三种类型。在不同的类型中,对证据的审查标准应作不同的规定。

  2017年05期 v.19;No.113 49-5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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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盗窃未遂的罪与罚

  梅传强;陈荣鹏;

  《刑法》第23条对未遂犯处罚的规定并未得到司法实践的严格遵守,盗窃罪未遂在实践中分为可罚的盗窃未遂和不可罚的盗窃未遂;犯罪未遂的处罚根据有客观未遂论、主观未遂论及印象理论。犯罪未遂通常并不能被视作情节显著轻微的行为,可考虑犯罪未遂与行为未遂概念的区别。对盗窃未遂处罚规则应当进行重构,不可罚的盗窃未遂应限定在未达到法定数额之盗窃未遂、指向财物数额较大但情节轻微的盗窃未遂,以及情节轻微的扒窃未遂三种情形。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之未遂原则上可罚。

  2017年05期 v.19;No.113 56-6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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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政专栏

• 临终患者自主权研究——以境外近期立法为切入

  孙也龙;

  近年来,韩国和美国加州分别通过了关于临终患者自主权的立法。临终患者自主权可分为拒绝维生治疗权和要求死亡权两大类型。拒绝维生治疗权来源于身体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属于个人的基本权利,大多数法域都予以认可。要求死亡权的实质是要求医生杀人或帮助自杀,违背了"不得杀人"的基本法则,因此仅有个别法域承认其合法性。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我国应当建立由临终关怀与临终患者自主权共同构成的临终医护法律制度。在临终患者自主权的立法模式的选择上,我国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决定了我国不宜采用要求死亡权;相反,我国应当采用拒绝维生治疗权,因为我国具有建立该模式的法律基础与社会基础。

  2017年05期 v.19;No.113 65-7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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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不正当竞争法视野下商业道德认定的困局及破解

  叶明;陈耿华;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商业道德是判定行为正当性的重要标准,科学认定商业道德对规制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大有裨益。司法实践中分别以诚实信用原则、行业自律惯例和创设具体细则三条路径来认定商业道德,然而这三条路径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对此,从立法史、文义解释与域外实践的视角检视之,可从诚实信用原则的角度诠释商业道德。鉴于行业自律惯例是行业共同体惯常做法与公认标准的体现,与商业道德的源起、内在表征一致,故可辅佐认定商业道德,但应严格限定其适用条件。面对新兴行业竞争规则的匮乏,应允许司法能动地提炼商业道德的具化规则,但其须契合竞争法的基本理念、注重多方主体的利益衡量且以必要的案例群与充分论证为基础。

  2017年05期 v.19;No.113 74-8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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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审判为中心”视域下侦查预审的模式重构

  马方;王仲羊;

  预审作为侦查阶段证据核实的最后防线,也是起诉审判活动的前置基础。通过法条品读及对既成学说的研究,可以推演出预审具备承续侦查、监督保障和诉讼准备三大应然功能。而"侦审分设""侦审合一"等传统预审模式在现实中乱象生成的症结,源自对预审功能体系的背离。为实现预审功能的本位回归,因应"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基调,祛离侦查本位的诉讼价值,破除"线性结构"的诉讼构造,需要预审重构提供制度支撑。在"大刑侦"格局下布设预审框架,落实主办责任制,辅以证据审核的重点移转和专业人才的培育,以重构与"以审判为中心"逻辑内核相对接的预审模式。

  2017年05期 v.19;No.113 83-9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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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管理

• 社区支持农业“产—销”互动中的信任问题——基于信任博弈的分析

  伏红勇;

  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作为一种全新的现代农业经营模式,为解决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途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让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面临着彼此信任的囚徒困境问题。由此,如何设计能够破解社区支持农业"产—销"互动中信任困境的制度约束机制,成为了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以大数据、物联网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设计能够增加消费者信任的"信息化数据档案"约束机制,分析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间信任博弈能够重复发生的实现条件,以促使双方建立起一种牢固的信任关系。

  2017年05期 v.19;No.113 95-10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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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限制股权:为何正当,如何判断?

  王湘淳;

  《公司法》多处规定为公司限制股权预留了自治空间。公司合同主义主张通过股东同意之合同机制判断公司限制股权的效力,但决议与合同在法律构造上存在差异,公司限制股权场合呈现的利益冲突相对复杂。通过合同机制来保护受限股东,不仅忽略了决议与合同的差异,且对于利益冲突的判断也不够精确。在获得授权的前提下,公司可对股权这种公司治理与运行密切相关的权利进行限制。对于股东权益,则可以通过目的标准、手段标准及程序标准进行保护。

  2017年05期 v.19;No.113 104-1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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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产企业土地使用权处理问题研究

  李晓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健全和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市场竞争在带来经济高效率的同时,也必然伴随一定数量的企业选择破产。尽管《公司法》、《企业破产法》在司法适用中不断完善,《物权法》也已实施多年,但对于如何处理好破产企业的土地使用权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在实践中该问题的处理十分复杂且易生纠纷。按照《物权法》的一般原理,遵循企业破产法与土地管理法的基本规定,将理论探讨与实务操作相结合,提出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要妥善处理好这一问题,应按照"破产企业土地资产与其他资产一体化原则",科学界定纳入破产清算的土地权益类别,科学设置企业破产清算中人民法院、破产管理人与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的各自职责权限与工作流程,通过发挥司法手段与行政手段互补作用,促进深化土地管理改革,实现土地资源合理流转并优化配置,维护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保障破产关联各方的合法权益。

  2017年05期 v.19;No.113 111-1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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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与语言学

• 乡村影像的“自—他式传播”与乡村文化建设路径创新——基于西北村庄的田野考察

  谢太平;

  本文将我国甘肃某村作为研究对象,使用民族志的方法呈现乡村影像传播实践以及乡村社会生活变迁,探讨乡村影像的"自—他式传播"现象,并对乡村文化建设的路径创新提出策略性的建议。本研究提出的乡村影像的"自他式传播"理论可以表述为:影像因其"与我相关性"的特性被引进某一社区之后,成为社区成员用来观看自我、进行形象建构的重要方式和平台,由此而引发社区成员选择、观看、传递、交换、共享影像的现象。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探讨了"自他式传播"理论对乡村文化建设的路径创新的启示。

  2017年05期 v.19;No.113 120-12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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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媒体时代道德绑架特征分析

  王成兰;罗玮栋;

  近年来道德绑架事件频繁出现,且每每发生都会引起广泛关注,造成不良社会影响。道德绑架主要是以道德为筹码来胁迫他人从事违背本人主观意愿的行为。从其产生根源来看,道德绑架与道德相伴而生,并非近年来新生事物。只是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道德绑架的施众与受众在新媒体的催化下都呈现出新的特征;加之新媒介特殊的传播方式使得道德绑架事件愈演愈烈,不仅侵犯当事人权利更会弱化道德的社会调节作用。应对新媒体时代的道德绑架,既要加强社会道德教育提升公民道德修养,也应加强新媒体平台的管理规制,减少道德绑架发生的可能。

  2017年05期 v.19;No.113 128-1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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